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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震: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  韩震  2021年07月22日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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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因内在地具有知识内涵的劳动而与动物区别开来,而实践活动中有意识的知识内涵越是增长就越是属人的活动。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体现在生产力所反映的知识形态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是在知识生产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越是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人类知识形态经历了从经验形态到分科的原理形态知识,再从原理形态发展到在信息技术平台上形成的差异化或交叠形态的知识。中国在经验形态知识的时代处于领先地位,却因原理形态知识的落后而相对衰落,所以中国应该抓住新形态知识转换的历史时机迎头赶上,力争再次成为世界创新国家。这就要求人们审时度势,分析影响创新的不利因素,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人才培养机制。当然,中国也必须认识到自身制度优势等有利条件,坚定走向世界创新国家前列的信心。只要中国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建立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教育体系和培养机制,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关键词:知识形态 知识生产 科技创新 创新型国家 历史逻辑

 

人类因内在地具有知识内涵的劳动而与动物区别开来,而实践活动中有意识的知识内涵越是增长就越是“属人”的活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是在生产技术活动中的知识生产上处于领先地位,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越是走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前列。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不仅是物质样态的变化,而且是人类意识中把握了的知识状态的变化。人类社会物质样态和知识状态的变化,统一在人类的实践创造和知识探索活动之中。尽管人类社会的物质样态的变化是意识中知识状态变化的基础和原因,然而意识中知识的发展往往是人类社会物质发展最积极的动力和关键。由此,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可以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加以考察。目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夙愿。回溯人类历史可知,世界格局的改变必定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碰撞、相互竞争、相互学习与借鉴的过程。决定竞争历史性面貌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根据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实力,决定经济综合实力的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往往是由知识生产的水平和能力决定的。毋庸讳言,目前在整体水平上中国的知识生产能力仍然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主要表现为:基础理论研究不足,许多关键技术仍然成为“卡脖子”的“瓶颈”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会永远落后下去,没有赶超西方的可能性。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不仅在制造业方面迅速赶了上来,而且也成功地缩小了在知识生产方面与欧美的差距,因而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超越当前知识生产的“跟跑”地位,成为更具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岁月的洗礼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迅速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工业生产或制造业方面的超越令人惊叹,与此同时知识生产方面的追赶也是非常突出的。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第一大制造业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进入了一个逐渐加速发展的崭新阶段。尽管中国的知识生产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短短几十年的追赶速度还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发展就是速度的比拼,同样时间内有更高的速度,也就有了更大的竞争力,而决定发展速度的关键就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能力。总之,中国在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方面的落后是历史的、相对的、暂时的,因而也是可以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加以改变的。

中国是文明古国,在知识生产、技术创新和文化上曾经对人类文明作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在近代我们却落伍了。外敌的入侵和列强的欺凌当然是中国近代以来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是知识生产方面的落后造成的。在任何时代,知识都是“力量”;知识虽然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生产,但知识上的新进展必定推动生产实践能力的跃升。知识是思想观念中把握了的世界,当这种观念外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就表现为科学技术,当这种观念外化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就表现为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政策。知识和社会实践之间是相互促进的。社会实践是知识的源泉和基础,知识的进步又促进人类实践能力的提升。

既然知识是思想观念中把握了的世界,而思想观念对世界的把握就必然是基于认识水平的简化的图景。思想观念把握世界,就是基于一定时代的认识水平去表达这个世界。因此,知识力求与客观世界达成同一,不过却是在历史有限的视域中达成的同一性;客观世界的许多属性,不可能被完全地把握在思想观念之中。这就是认识的矛盾之所在。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和不断被克服,成为知识进步的持续动力。由此,不同时代的知识形态既存在着连续性,也存在着差异性。后出现的知识往往是在原有知识基础上的发展,因而必定保留过去知识的内容;先出现的知识以要素或片段的方式,必定包含后来知识的萌芽或雏形。无论如何,在一段历史时期特定的知识范式就让这个时期的知识在形态上具有更多的共同性,而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就在形态上有一定的差异性。

在农耕文明或自然经济时代,知识主要表现为“经验形态”的知识,人们往往只是在感官所能够触及的层次上去把握世界,因而其把握的世界往往又是基于人们生活所及的境遇之中的世界。说这个阶段是经验形态的知识,不是说这个阶段没有理论,而是说这种理论往往是基于经验、以经验猜测为主,理论的表达也更具感性。如中国金木水火土五行理论,古希腊“水”“气”“火”为万物“始基”的理论。除了古代哲学,更多的知识应该是生产与生活知识,这部分知识更是体现为经验形态的。不过,经验的多样性和知识的同一性本身就存在矛盾,这个矛盾之间的张力就成为知识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过,在古代,知识与客观世界的“同一性”体现为对特定经验范围内的同一性。回顾历史,特别强调“经世致用”的中国在经验形态的知识阶段保持了领先地位,因为这更符合这个阶段知识形态的范式。

与此同时,知识的进步在世界历史中具有不平衡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并非一直在知识上保持领先地位,反而曾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在知识生产方面一直明显落后于东方世界。公元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第谈到欧洲人特别是现在所说的西欧人时,不无轻蔑地写道:欧洲人“身材高大、本性粗犷、举止粗鲁、理解迟钝、话语沉闷……越往北,人就越愚笨、粗犷和野蛮。”另一个阿拉伯学者赛义德·伊本·艾哈迈德,在1068年写的民族类别问题的书中,甚至认为北欧人“没有发展出科学,与其说他们是人,不如说他们是动物……他们没有敏锐的理解力和清晰的头脑”。按照现在的价值观而言,这些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们对欧洲知识发展状态的判断却是基本符合当时的世界知识地图的。由此可知,在经验形态知识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知识生产的中心处于东亚、西亚及中东等地区,当时的西欧则是明显落后的地区。

所谓“经验形态的知识”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基于感觉经验所限学习效率低,必须靠岁月的积累来发展,人必须在日常的生活或劳动中摸索生产技能和相关知识;二是基于特殊的生活境遇而体现为普遍性不足,耕种田地的,不了解捕鱼技术;学木工的不熟悉铁匠的路数,如此等等;三是经验知识的传递往往是分散的,不具有规模效应,也缺乏聚集效应。过去,中国的技术也被某些学者概括为“意会而难言的技术”,如“悟性技术形态在我国传统技术发展中有极为丰富的体现。……《庄子》中记述了工匠轮扁谈制造车轮的诀窍,讲的是‘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这种‘口不能言’的技能性知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看火候’、‘把握分寸’、掌握好‘度’,它是很难明确用量化方法加以规定的”。这就是说,“悟性技术的难言性或意会性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同的认识主体有不同的理解”。经验形态的知识既然是经验的和特殊的,因此必须靠特殊的生活和实践活动的经历来获得。过去,人们往往穷其一生学门手艺或技艺,并且靠此安身立命、养家糊口。鉴于古代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人们只要学到一门手艺也就能够在有生之年获得自己在社会职场上的地位,并且以此立身、以此为本、以此为生、以此为荣。显然,在古代很少有人体验到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失业现象。

当然,在经验形态的知识中,不是没有理论,而是这种理论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直觉或猜测而已。经验形态的知识也不是没有量的规定,木工、瓦工显然都有自己有关“绳墨”或“尺寸”的规定,但是这种量化往往局限在自己的独特行业之中,而不是可以应用在不同物体上量的规定性。在古代,相对孤立的国家以及相对分散的行业中,知识传播比较缓慢,因此也往往无法进行更具普遍性的量化;而且每个匠人有自己的体会和把握,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或“绝招”。由此,经验形态的知识往往无法标准化,因而也就无法系统化。譬如,中医就是如此,中医也有一套理论,但这种理论仍然在总体上处于哲学层面,而没有达到现代科学的范式要求:普遍性、量化、可重复性。中医在本质上是经验形态的知识,中医的权威性是基于经验积累而形成的,而不是基于对普遍知识的系统建构。就如张大宁提出的,“中医学的实用价值就是有效,而且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同时期的医学进行比较之后,仍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中医学之所以能流传到今天,除了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个原因就是和西医相比,它在疗效上仍有独特的优势”。正因为中医的理论不可能用现代科学的数据来进行普遍性验证和说明,因此中医就像楼宇烈所说,是一种“讲究‘中正平和’”的“生命哲学”。或者说,中医理论的基础就是天人合一及自然与人体相互感应的理念,中医在思想上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相通的。

过去,中国的成功在于在经验形态知识方面的领先,但问题是经验形态知识方面的成功也让中国人形成了对知识获取的路径依赖,成功成为一种“陷阱”,从而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中国人的知识想象力。经验形态知识下思想观念与世界的同一性,是特定境遇中的感觉层次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反而限制了人的普遍性视野。当人们用习惯的方法可以生存下去的时候,新知识、新技能的创新就难以实现突破。当然,在与西学接触之前,中国的贤哲也一直在探索自然的法则,即“道”“理”“法”等。但是,总体而言,就如小岛毅发现的,在“一般用近现代的眼光”评价为“宋代第一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充满了从‘科学的’角度对自然界的探求”。但是,“这个探求的基础,是与西洋近代思维相异的对‘自然之理’的信赖。自然界不是游离于人类之外的存在,不只是一个人类的观察对象”。“宋代出现的各种技术革新……都是在与西洋近代科学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中出现的。其前提,是贯穿天人的‘理’的存在。”显然,中国知识生产是人与“天”“地”或自然的互动中的经验感受或领悟的结果,因而更接近自然哲学,而不是西学基于所谓客观事实的逻辑假说的演绎过程,因而也就难以构成一种属于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知识生产大都基于经验,因而中国过去的知识一般更多是经验的归纳,而近代以来西学的特点往往是原理要超越经验,变成一种知识原理的体系。

在中国人沉溺于经验形态知识的时候,欧洲人却从14世纪开始酝酿新知识的探索路径,并且在17世纪终于实现了知识形态的革命性突破,这就是现代性的学科化和原理式的知识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原理形态的知识”,即以普遍公式和系统推理构成的演绎体系表达的知识。“原理形态的知识”并不是反经验的,而是在知识体系和知识形式上超越经验的,这种知识打破或超出了特殊生活境遇的限制,让观念与世界的同一性扩展到不同境遇下的事物。作为原理形态知识的科学是非常重视和依赖经验的,但其表现形态却是超越经验形态的。在这种形态的知识下,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的物体都要服从同样的力学原理,无论是什么植物都符合同样的光合作用。原理超出了生活境遇,具有了超越特殊境遇的普遍性,境遇的不同也有了明确的数量规定性。经验形态的知识是基于经验且体现为经验,而现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原理形态的知识”是基于经验却要超越经验;经验形态的知识是关于特殊境遇下量的尺度,原理形态的知识则要求超越特殊境遇的普遍的量化规定性。

所谓“原理形态的知识”是对经验背后规律性的探索与把握,企图寻找到不受具体经验特殊性纠缠的普遍性原理,而这种探索精神与古希腊哲学家对绝对存在和逻各斯的探究是有某种历史缘由的,甚至许多人也把目光投向基督教文化的特殊作用。但是根据唯物史观,更重要的动力可能还是来自欧洲社会特殊的时代需求,即远洋航行对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知识的迫切需求,以及伴随着市场扩张、知识发展、生产工具完善、社会关系变化之间复杂互动而塑造的资本主义历史过程。显然,原理形态的知识并不是欧洲人头脑中的先验结构的产物,而是广泛的社会活动的结果。西方在近代的崛起,显然是知识形态变革和知识生产崛起的结果。问题在于,为什么西方能够实现知识生产的崛起?而李约瑟之问则是:中国在古代有许多知识和技术的发现,为什么却没有实现在科学上的突破?很多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我们只从与当下研究的主题相关看这个问题。

对于原理形态的知识在欧洲实现突破的问题,也有中国学者从中国文明与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希腊—犹太文明的差异性找原因。但是,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经验性特征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由文明类型决定的,说到底也不是中国人头脑中先验结构的产物;现代科学既不是西方人头脑中先验结构的产物,也不能将其归结为文明类型的结果。现代科学只能是历史发展境遇下特定条件的产物。譬如,有西方历史学家也认为,现代科学在西方的兴起,也许是西方人对上帝悖论式关系的产物。但是,他们更多是从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而这种解释似乎比只从宗教因素去看更加有说服力。如彼得·沃森提出:“早期的大教堂并不只是用来做礼拜。经验丰富的主教允许行会在此开会,也允许其他世俗会议在此举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大教堂也变成了学校。”作为更大的社会变化的组成部分,大教堂“不仅促进了学校的诞生,更推动它们发展为大学”。西方在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基础上发展出大学,使知识生产成为集约式的制度,推进了知识的学科化。显而易见,在欧洲,教堂扮演了某种知识交流平台的角色,从而让知识得以积累和系统化。越是系统性的知识,越需要经验知识的聚集与不同知识解释方法的碰撞与融通。原理形态的知识是以经验形态的知识为基础的,但是实现从经验形态到原理形态的飞跃,需要经验知识量的积累。与中国一直较为分散的知识积累不同,西方教会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现代大学的前身为西方的知识积累、学科化、系统化创造了稳定的制度性平台。当然,只有量的积累也许还不能构成知识形态突破的充分条件,知识生产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或思维活动,还需要主观的条件。这个主观条件就是中国等东方文化知识的传播,如指南针、火药等知识的传入,更为直接的是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阿拉伯科学知识对欧洲的影响。另外,在这个时候,欧洲通过阿拉伯又重新发现了古代最具普遍性思考特征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因此,“更为重要的是,逻辑学随着亚里士多德译本的重新发现而重新抬头”。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论性为原理形态的知识开辟了道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则既为科学表达准备了条件,也为科学探索注入了精神动力。“逻辑的根源是怀疑,因为在怀疑中产生辩证推理:论证、辩论、说服(这是科学的另一个基础)。”为此,沃森还引用阿伯拉尔的话,“我们在怀疑中探索”,“在怀疑中感知真理”。基于修道院的欧洲大学的出现,再加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再发现,欧洲知识生产的新方式或知识形态上的突破已经具备了各方面的主要条件。当社会和时代发展需要新的知识时,新形态的知识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说,在中世纪末期,欧洲交通要道上逐渐形成了一些市场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手工业,伴随这个进程形成了一些具有自治权的城市和最初的市民阶层,从而孕育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竞争需要提高生产率,这就对技术及支撑技术的科学原理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需要。由此,城市成为科学知识生产新的集散地,生产率的竞争不仅成为知识生产的需求动力,知识生产有利可图的前景使新兴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为知识生产提供了比原来越来越大的资金支持。在这个基础上,欧洲终于在知识形态上率先实现了飞跃。

正是在知识形态或认识范式上的突破,让欧洲摆脱了知识落后的局面,一跃成为世界知识生产新的中心,并且为欧洲的崛起获得了知识和智力支撑。相比之下,知识形态上的落后则造成了中国的相对衰落,在现实世界中无法与掌握新知识形态的西方文化相抗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1840年的挫败,无非是对因知识生产方面已经落后的中华帝国的一次致命性测试而已。由欧洲肇始的原理形态的知识,适应了工业标准化生产的要求,这种标准化生产又推动了生产的大规模展开和集中化进程。大工业和集中化生产又进一步提出了对知识更加紧迫的新需要,从而让知识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知识生产的速度不断加快、知识生产的水平不断跃升,现代科学就此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西方也由此拉开了与世界其他区域的距离,成为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翘楚。

知识就是力量,而知识的力量让西方成为控制世界的现实强权力量。西方实力的崛起是建立在知识形态的变化之上的。相比经验形态的知识,原理形态的知识有以下特点:一是学习效率高,教育变得系统化、制度化了,师傅带徒弟的经验传递变成常规性、规模性的学校教育;二是具有普遍性,科学原理可以应用在各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领域。因此,人们常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三是知识共性凸显了基础研究的作用,一方面科学研究或知识生产越来越从偶然的发现而成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追求,另一方面知识领域的新突破往往很快就能在生产领域造成颠覆性效应。基于原理形态的知识支撑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不断侵蚀着基于经验形态知识的自然经济地盘,这就是西方支配世界、中心支配边缘世界体系的知识逻辑。过去,好不容易学到的某种手艺用来养家糊口,在规模化生产的产品面前已经无力支撑下去,许多产业被结构性替代了。基于这种知识生产的优势,西方文化一跃而成为现代社会的强势文化。从文艺复兴开始,在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活动推动下,西方知识生产的中心逐渐从地中海和南欧向大西洋和北欧转移。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由于英美两国连续几百年的霸权,英语也从一种边缘性岛国的语言一跃而成为最具世界通用性的工作语言。

虽然原理形态的知识是在西方首先获得突破,但这并不是说原理形态的知识就是西方知识。知识形态的演进是知识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这种形态的知识只是因为某些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出现在欧洲而已。这正如中国过去在经验形态的知识上领先,并不意味着是经验形态的知识就是中国的知识形态。人类文明的进步往往基于知识形态的进步。知识生产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平衡的,往往在某些地域实现突破,然后传播开来并推动其他地方的知识发展。正像过去中国、印度、阿拉伯等东方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传播到欧洲,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发展,原理形态的知识也必将从西方逐渐传播到全世界,开启亚非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知识的传播是必然的现象,正如光会向四方照射。知识生产的中心必定会发生转移,这不是因为某一文化主体主动放弃知识生产的优势,而是因为一方面其他文化主体必定模仿学习高水平知识生产主体,甚至有急切的愿望花大力气进行追赶和超越,另一方面占优势的文化主体往往会出现自满现象,而失去追求知识创新的迫切感。知识生产的能力和水平,决定着生产力的效率和水平。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和振兴,快步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就必须学习和掌握原理形态的知识,以便开启本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更关心当下中国知识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摸索出一条符合自己条件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超越原来的知识形态,掌握学科化原理式的知识形态。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纷纷到欧美学习,就是从经验式形态知识向原理式形态知识过渡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中国从晚清开始就启动了留学欧美的进程,另外也有更多的人因空间距离的便利留学先中国一步实现现代化的日本,但是这个进程因为战争和后来的“冷战”而不时中断。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特别重视送留学生去欧美,就是基于完成中国追赶新形态知识生产能力和水平的需要。其基本的逻辑在于,现代化变革是基于人的变革,人的变革则是人的思维方式或知识状态的变革。社会发展必定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则来自人的知识水平的发展。中国留学生成为中国知识形态转换的重要中介或转换器,这个群体也就成为中国知识生产跃升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历史承担者。当许多人都开始认识和掌握了原理形态的知识时,这种知识也就越来越从外来的知识变成自己本土性的知识。清末和民国初年人们还经常把科学视为“西学”,但到今天谁还把数学、物理学、化学看作“西学”呢?正像过去的人称铁钉为“洋钉子”,现在的人谁也不会再这样说了。现代科学知识已经变得“不论东西”了。当发展中国家最终学习到了现代学科化原理形态的知识之后,世界的知识生产地图也必然发生变动。中国制造业的成功,无非是中国在知识生产方面进步的具体表现之一;知识生产能力提高了,必然也就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助推综合国力的提升,综合国力的提升又必定为知识生产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或条件保障。

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时机,中国的知识生产也处在一个关键的变革时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再仅仅依赖学习引进知识来维持,新发展格局必须依靠自主的知识创新。中国所期盼的在知识生产上的飞跃,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的准备,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经过知识生产发展过程的嬗变,当代知识形态似乎再次酝酿着新的突变。这一突变过程也许能够为中国的知识生产力的提升创造某种超越的机会,这就是信息技术给世界带来新的革命性改变。原理形态的知识也就是在思想观念上力求达成与世界的“同一性”,不过这个同一性在根本性质上说仍然是思想观念对世界的简化表达而已。因而原理形态的知识的普遍性是不可能完全表达客观世界内在丰富的真实内容的。所谓普遍的知识原理仍然无法实现与客观世界绝对同一性。这种知识仍然是特殊性与绝对性的矛盾体。因此,知识形态仍然是向未来敞开的,正如知识本身是向未来敞开的一样。

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已经且正在大大改变知识生产的背景条件:柔性电子、智能感知、先进材料、泛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科学技术的代际跃迁,不断冲击技术天花板,加速孕育颠覆性重大技术变革,而电子系统的微型化、柔性化、泛在化,实现人—机—物的高度融合。特别是以5G技术引领的信息革命,改变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人机共生”和“万物一体”的全链接状态。原来许多神话般的现象,却在当代科技的支撑下变成了现实。这些变化都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条件和方法。譬如,互联网就是一个促进思想观念不断更新、不断增殖的技术平台,可能因知识的快速而频繁的传播催生新形态知识的出现。另外,作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大科学”概念,如果没有超级计算机技术,是很难解决多学科极为复杂的交叉以及巨量数据的处理问题的。在一定意义上,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代大科学发展的平台。因此,在笔者看来,当代这种新形态的知识是“信息技术介入状态下的差异化知识”或曰“以信息技术为平台的交叠形态的知识”。也就是说,信息技术不仅是信息技术,它日益与其他学科的知识相互融合贯通,从而让科学知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尤其是量子信息,更是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和知识的形态。有学者指出:量子计算利用的是量子论里独特的“量子叠加态”。“量子论和经典物理的最大不同,就是它认为事物状态并不是唯一确定的,而可以是各种可能性的‘叠加’。传统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比特,要么是0要么是1,不可能有其他状态;但在量子论看来,一个比特可以既是0又是1,也就是处于0和1的叠加态,这叫作‘量子比特’。量子计算机就是利用这种性质进行计算,因为处理的是处于叠加态的量子比特,所以可以用同步并行的方式进行。”这种叠加状态让经验形态的知识,或者说“地方性知识”“个体知识”,在原理形态知识的基础上或在与原理形态的知识的相互嵌入中获得了某种新的生机。

由此,根据笔者的分析框架,我们就有了三种形态的知识:经验形态的知识、原理形态的知识、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的知识。相应地,在经验形态的知识基础上发展出原理形态的知识,在原理形态的知识基础上发展出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也许第三种形态的知识是前两种形态知识的合题。由此,知识形态演进可以分三个层次:经验形态的知识主要面对的是宏观物体的机械运动,主要靠初等数学并且通过日常经验来验证;原理形态的知识是微观物理运动、化学过程和生命机理的认识,主要靠理论假设和模型来表达并且通过实验加以验证;第三个层次是信息技术介入的复杂科学或“大科学”,需要利用计算机进行大量的模拟计算,并且以一定的算法阐释人的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类、管理学类等,这就需要人们通过大量的数据挖掘、计算和分析,来处理各种自然或社会的复杂问题。交叠形态的知识在微观上更深入,借助技术人们可以深入到事物更加内在的微妙之处;在宏观上更辽远,知识的思考可以把地球上的变化与遥远的星体运行关联起来。当“纳米”与“光年”联手时,科学知识也就在层次上综合起来,人们希望从多种层次上融贯地理解世界。作为思想观念中把握的世界,知识也许永远无法实现与世界的真正同一。但是,对这种绝对同一性目标的追求,使知识生产永远具有主观上的内在动力。

中国就是带着经验形态知识的“前理解结构”,在学习原理形态知识真谛的同时,赶上了信息化的浪潮,而且在独立自主地开展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形成了某种更加灵活地综合理解知识的可能性或思想“场域”。中国在信息技术的“算法”及“超级App”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我们带来某种有可能实现突破的希望。从知识生产的逻辑看,中国某些方面的突破,主要是中国在短时间之内从经验形态的知识逐渐经历了原理形态的知识和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的知识的洗礼。中国人似乎获得了更灵活、更综合地理解各种形态知识的可能优势。信息时代的创新和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是算法和规模的双重竞争,中国的超级App的特点在于海量用户数据的涌入和基于数据积累的算法更新速度;去中心化的信息和数据生产的根本价值在于创造生态,就像信息产业那样,现在要用代码开发一个应用系统和应用程序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用户规模和活跃度,包括数据量和算法更新的资源供应。这就引出了数据的资产化,数据资产的生产能力是基于用户数和市场规模的,中国的核心优势在现阶段是这个。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虚拟计算能力可以通过模拟现实不断降低试错成本,要降低这样的试错成本,就要考虑算力的竞争。量子计算的本质在于算力的指数级增长带来的算力优势,这是代际优势。无论如何,与过去分散的经验知识的生产、分学科的知识生产相比,当代科学特别是“大科学”都需要巨大财力支撑的科学平台和人力调配。因此,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的交叠形态的知识生产,往往从民间资本的支持转向国家资金的支持,而在知识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往往是最有实力的国家。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也成为当代科学知识生产的主导国家。美国的“军工联合体”集中资本和人力优势成为知识创新的控制者,同时却鼓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阻止了其他国家知识创新的竞争力。交叠知识形态综合性决定了必须集中资本和人力才能有所突破。近来,中国在知识生产方面的异军突起,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中国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以说对当代科学发展是恰逢其时。

根据唯物史观,知识生产的历史,也是劳动生产活动的历史。如果说农业时代是经验形态的知识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工业社会则是学科化原理式知识的天下,而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形态似乎变成信息技术介入下的交叠形态。所谓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的知识,有以下新的特点:一是这种形态的知识体现为跨学科综合性知识,即所谓“大科学”,很难在一种学科原理下加以表达;因此,现在成功的知识生产往往都是跨学科研究团队协作的结果。目前,即使是对最具原理形态的知识发现,也必须借助许多其他技术信息的处理才能被理解。二是新形态知识的层次多维性,即现代知识需要把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知识融贯地运用,譬如机械层次上的知识、信息技术及电子学的层次、生物学层次在许多知识运用中已经融为一体。知识的多层次、多学科综合性,决定了学习不能再靠原来单一学科的持续学习和关注,而是要在许多学科领域进行方法转移,在解决问题时运用不同的学科知识和方法,因此许多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往往是在多种学科游刃有余的贯通者。由此,也就导致现代教育理念的变化,一流大学往往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以自然而然产生相互影响的组织机制。三是这种形态的知识体现为普遍原理知识和特殊的经验知识的结合,譬如,不同的App就会有不同的应用平台,从而产生不同的技术路线或知识生态。与之相适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方面是普遍主义话语的传播,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知识的崛起,整合与分化都有强劲的动力。在某种意义上,信息技术时代的知识形态是前两种知识形态的合题,在这里,特殊性和普遍性都是组成知识体系的显性要件。根据万相昱、蔡跃洲的说法,钱学森就曾经倡导,“把专家系统、信息与知识体系及计算机系统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把人的思维及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和信息集成起来,使多方面的定性认识和必要的定量认识充分、有机地结合起来。”恰恰在这种“结合”上,似乎给了中国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也就是说,中国人刚刚脱离经验形态的知识,但仍然保留着这种形态知识的习惯记忆,同时又学到了原理式知识,因而可以更加适应两种知识形态的合题。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目前在知识生产上进步较快的原因。譬如,信息技术是西方的发明,但在应用方面中国却更加自如。中国的科技企业还以更快的速度进化,它们开创了“超级App”的概念,即在单个App内提供多种服务,而美国的竞争对手直到现在才开始模仿它们。我们可以认识到,亚洲的崛起并不是因为某个国家的安排,而是由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云融资、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出现以及金融科技在亚洲的应用。金融科技在欧美进展相对缓慢,但在亚洲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却迅速传播。由此可见,信息技术在改变着所有产业,这也是我们利用产业业态和知识形态转换的契机实行弯道超车的机会。实际上,在智能汽车、绿色能源以及航运码头智能化领域,中国已经走在全球前列或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预期,信息技术介入的交叠形态知识也将重塑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一种更加理解各国不同需要的信息平台,而不是按照霸权的模式(粗暴的整齐划一)提供的设施,将成为塑造未来信息基础设施的理念。

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的知识,已经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某些方式,唯有持续的变革与创新才能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在某些方面的优势,也许是因为进入知识生产前沿的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比较僵化的某些习惯。据观察,西方企业打造的App通常迥异于在中国使用的App,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使用它们的方式不同,后者经常通过微信等平台搜索和访问它们。谁掌握了知识生产的规律与趋势,谁就掌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权。目前,谁适应了知识形态的改变,谁就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先机。中国在知识生产方面也在迎头赶上,在知识产权的国际市场中收入逐年提升、所占份额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在5G国际专利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基于蜂窝移动网络的车联网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成为国际标准并且快步进入产业化轨道。

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的知识在学习方式上也有新的特点,这大概是这种知识的第三个主要特点,即教育或学习方式的变化。知识形态的改变不仅带来产业形态的变化,同时也影响到教育方式或学习文化。实际上,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教育的方式因知识形态的变化而改变。农业时代的教育是经验的积累,因而是随时跟着师父来观察体验这种形态的知识和技能。而工业化时代的教育则是为标准化生产准备人才,因而往往进行规模性和规格化的学科化原理教育,严格的年级制加统一的标准要求,力求使人们成为生产线上的螺丝钉。在信息技术或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也在发生改变或变革,人们越来越注重根据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来进行教育,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构建不同的知识结构。而创新型人才更多地从与各种技术综合在一起的实践活动中培育,人们在科学原理与技术创新互动中掌握规律、发现新知、提出新理念。新的教育理念不仅鼓励孩子学会已经有的知识,而且鼓励孩子构建自己不同的知识结构,即教育变成让人们建立差异化、个性化的知识结构,这与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是大相径庭的。现代教育越来越强调学生知识结构的自主建构,越来越强调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越来越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转移与方法转移。

在农业社会或自然经济时代,知识大多是以经验形态而存在的,那时也有原理形态的知识但却不占主导地位;到近代大机器工业时代,知识进入了普遍原理的形态,这时候仍然存在大量经验形态的知识,但经验形态的知识已经在知识创新和功能发挥方面失去了主导地位;而到今天信息化时代,知识的形态更多表现为信息技术介入的智能化知识,因而创新的意义更加突显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经验和普遍原理的知识形态。实际上,后来的知识形态是在原先知识形态基础上的发展,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原来形态的知识,先前的知识形态是后来知识形态永恒的基础和要素。脱离原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和要素,不可能是新知识形态的演进,而只能是知识的退步。可以说,三种知识形态既是共时结构,也是历时状态。由此,知识的演进也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对处于一定时代的民族而言,其发展知识的优势和弱势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扬长避短实现了知识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跃升,有的国家却在知识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乏善可陈、步履蹒跚。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就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工业生产和知识生产上逐渐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世界竞争的格局也就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可见,推动世界进入最大变局的主要动力,恐怕是知识形态的转换以及世界知识生产地图的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意味着中国的知识生产已经开始从过去的“跟跑”逐渐向“并跑”甚至在个别领域“领跑”的状况转变。目前,西方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但似乎已经失去了以往绝对的支配地位,因而日益为未来“西方缺失”(Westlessness)的前景感到焦虑,它们生怕世界变得不像过去那么“西方”(Westless world)了。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其说是贸易不平衡,倒不如说是究竟由谁掌握产业链或知识生产的主导权之争。无论如何,新形态的知识创新本身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我们必须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不被别人“卡脖子”,才能摆脱发展的“瓶颈”。民族的振兴就是一个民族知识生产能力的振兴,唯有知识生产保持活力,民族的振兴才能有不竭的动力。

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仍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地缘竞争仍然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现实。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不时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于其自身利益不希望中国顺利地崛起,尽管中国多次声明自己没有支配世界的意图,也不希望改变世界秩序,只是希望“和平发展”而已。美国霸权主义的政治逻辑,为压制竞争对手采取极限施压的策略,但说到底还是压制对方知识创新的能力和势头。但是,压制并不一定奏效,反而激起中国人内在的动力。知识创新有自己的历史逻辑,我们必须顺势而为、奋发而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能够顺利实现,必定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知识创新能力的复兴之上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民族都希望获得振兴的机会。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有着约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们当然期望能够实现民族振兴的目标,其中在知识创新方面,我们也希望有机会重回世界知识生产的前列,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挠,我们也不会退却,也不可能按照霸权国指给中国的路径退出知识生产竞争者的行列,甘心永远做一个世界历史的“跟跑者”。我们反而期望能够有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境和现实进程。

近年来,中国在知识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还没有站在世界知识创新的巅峰之上,而是依然处于爬山过程的半山腰,而登上顶峰的过程恰恰也是最困难、最吃力的。我们有某些有利条件和优势,但是也有许多的不利因素和弱势。首先,我们必须对影响中国知识创新的不利因素有清醒的认识。一是知识生产的特点在于,知识生产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历史过程,唯有长期坚持基础研究,才可能在知识创新方面实现突破。事实上,不仅原理形态的知识首先出现在欧洲,即使第三形态的知识也是在欧美知识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西方显然有知识积累的优势;譬如,欧美的大学已经有数百年的岁月,而中国最早的几所大学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二是由于知识发展的后发状态,中国处在赶超阶段,更加注重应用的效能,因而基础性研究仍然明显不足,原始创新的基础和动力都明显偏弱。三是走在最前沿的知识生产往往对其他知识生产有统摄作用,这就是所谓“杀手锏”。中国目前的优势是“量”,但量往往是可以取代的,在制高点上的“质”由于其不可取代,因而在科技实力的比拼中具有杀手锏的作用。可见,量的优势未必就是质的优势,量上的积累未必代表质上的领先。美国为什么掌握着制裁他国的强权,原因就在于美国目前仍然掌握知识生产的制高点,关键知识往往控制在美国人手中。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现阶段的竞争优势都是规模和效率意义上的,换言之,是成本效益层次上的,而不是知识原创意义上的。就此而言,美国等国对我们的遏制仍然是有一定效能的。四是知识生产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文化的支持,而这种文化和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引领世界知识生产的最高水平,就是因为它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最聪明的头脑——优秀学者在美国从事知识生产,这除了美国生活水平比较高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有着鼓励首创精神的文化氛围和历史传统。促进知识生产的有利社会文化氛围,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形成的,这与社会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密切相关。即使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未必能够在思想意识层次上理解知识创新所需的宽容自由氛围的必要性。现实中,虽然各方面都呼吁给科学技术创新创造条件,但仍然经常有科学技术人员成为先烂的“出头椽子”。我们都已经认识到思想自由氛围对于科学创新的重要性,但在无意识状态下仍然有许多遏制创新的因素反映在日常习惯和社会政策上。

当然,中国虽仍处于知识创新中心的外围,但是也有加快知识创新并重新回到世界知识生产中心的有利条件。正如前文多次提到的,第一,高速发展的产业体系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支撑,这是知识创新不竭的客观动力,而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第二,中国在综合对待经验形态的知识、原理形态的知识、信息技术介入下的差异化知识或叠加形态的知识方面历史地具有某种更加灵活的文化氛围;第三,作为后发者,中国人有强烈的学习和吸纳新知识的愿望,也有通过运用知识创新改变自己落后地位的强烈意愿,这是知识创新持续的主观驱动力;第四,中国巨型国家和特大市场的促进效应。正如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所说的,“高科技的生命是市场,没有市场,任何高科技都难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也很难获得资金支持。”尤其是当代跨学科及对多种知识进行综合推进的“大科学”,更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安排和投资。除了以上这些有利因素,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在知识生产追赶方面取得的成绩或曰“奇迹”,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中国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科技创新驱动战略,可以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对科学技术研究进行系统的战略规划,推动创新国家的建构,体现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例如,当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加强科学的基础研究也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因此,政府可以从更高的战略角度考虑基础研究的意义。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已经建立了多个科学城,主要聚焦于基础科学研究,着眼于原始创新和技术发明,以拓展新的研究领域,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所研究的未必有直接的使用目的,但其发现可能成为未来具有颠覆性的“国之重器”知识基础。实际上,资本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资本的利益追求支撑生产发展所需要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因而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因为资本的逻辑是逐利的,因而往往忽视不具确定性的基础研究,科学技术的革命往往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之时,也就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资本才考虑更具公共性和战略性的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也许能够找到规避资本有限性的道路:基础研究可以建立在国家基于人民根本利益的长远战略考虑之上。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要向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等领域倾斜更多的资源,这种基于制度下的源源不断的支持就可以让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活动得以持续地正常开展下去。过去,西方某些人往往嘲笑中国用规划来引导“创新”,以为有目的的规划在“自由创新”上无异于缘木求鱼。但是,中国发展的“奇迹”已经让他们开始反思,也许发展中国家以国家整体战略推进知识生产发展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且对西方国家也有某些启示。很多观察者发现,美国等国家也在开始推进国家总体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以便增强竞争力。近年来,美国政府不再仅仅以美国所谓私人“车库”的创新为傲,而是不断采取措施花大力气优化完善创新创业的环境和基础,并且突出强调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战略导向作用,试图将制造业创新作为创新的核心目标,力争牢牢掌握未来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控制权和主导权。

我们的知识创新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看不到影响知识发展的不利因素,就容易在知识创新上犯盲目乐观的错误,似乎知识发展是自然而然的进程;看不到影响知识发展的有利因素,就容易失去知识自主创新的信心,犯悲观主义的错误。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尽可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消除自己的弱点。例如,我们在发挥国家整体规划和推进的制度优势的同时,仍然要考虑增进科学研究的自由氛围,不要给研究者划定过多的条条框框,因为“新的东西”往往就在条条框框之外。再如,我们应该发挥中国制造业链条比较完整的优势,不断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与产业之间的联系,但是不能完全陷于“有用才是真理”的实用主义陷阱之中,而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加强基础研究。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重视应用研究,也要重视看似“没有实际用处”的“纯研究”。基础研究是知识创新的最深厚的根基,只有在基础研究中深度扎根,不断有科学原理的新“发现”,才能不断涌现能够“捅破天”的技术“发明”。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在思想意识上把自己限制在某一水平创新的尺度之下。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是一开始就走在科学研究的前列的,走在前列的国家也不总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创新中心经历了从意大利转向荷兰、英国的过程;19世纪,统一起来的德国逐渐夺得了欧洲创新中心的地位;美国科学的崛起也是二战之后的事情,在这之前美国许多学者往往是在赴欧洲的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后,才能在心理上获得从事学术研究的自信心,也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美国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超过欧洲成为世界知识创新的中心,中国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由此可见,伴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激励,加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的扩大,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科技创新是具备了现代科学知识的智慧头脑思想碰撞的产物,只有在思想观念的交流和相互激荡中才能激发出创新的活力。因此,科技创新中心往往因世界交流枢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唯有保持开放才能有创新的可能空间。由此,我们也就能够更加深切地理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建立创新型国家,不仅要坚持自主创新是第一动力,而且必须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不断提高“引进来”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竞争力。美国多年来的科技优势是建立在从全世界招揽人才的基础上的,封闭的结局只能是精神上的窒息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有科技人员的合作、科技观念的交流、科技视野的扩展;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通过激烈的竞争和磨砺,科技创新能力才能真正得到提升,才能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

为了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浪潮,我们必须强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教育。科技越是发展,对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的素质要求就越高,因此能够进行知识创新的素质门槛就越高。尽管任何时代,创新都是人类弥足珍贵的品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其发挥作用的方式、范围和程度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能够发明并且掌握新工具的群体就可能获得优势,但身强力壮即力气大的人仍然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最为关键的竞争力。产业自动化、智能化进程的逻辑是:重复性的体力和智力活动都会被机器取代,而对真正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人力资源的素质要求也就会越来越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更多地体现在科技实力方面,而科技实力则表现在人才的科技素质和创新能力上。因此,要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就必须落实到培养更高科技素质和更有创新能力的青年一代身上。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在教育上下先手棋,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民族复兴的前景需要中国青年在知识创新方面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培养在知识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人才。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教育大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是巨量的,如此巨量的人才基数,就更有可能涌现出大批的创新型人才。不过,在知识创新的时代,人数本身并不一定就是优势,要把人数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就需要教育对人的思想淬炼。要实现科学上原创性领先,我们急需的是原创思想和技术范式上的突破能力。这就需要改变人才培养的机制和科技创新与研究的评价机制。目前,我国过于细分的专业与学科壁垒,不利于原创性人才的培养。为了突破这些壁垒,可以用分科的方式设置交叉学科,既然大家都固守自己的学科,那么就设置这样一个包括许多甚至所有学科的学科,迫使大家走出学科限制的藩篱。最近,国家在相关政策上已经有所突破。但是,更重要的是所有学科的培养机制要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建议高校可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可以实现更加灵活的专业选择和课程选择制度,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构建有差异、有个性的知识结构;二是可以试行学生在多种学科、多种专业进行注册,按照学分毕业的方法,以便让学生能够比较灵活地学习多个专业的知识,掌握融通不同知识和进行方法转移的能力。三是鼓励不同学科的学生混合住宿,或设置多学科学生有更多机会交流的书院制的培养空间。一句话,就是要在过去已经习惯了的分科式原理性知识形态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才培养机制,避免原理性知识的根本限制——即人的抽象化和同质化、扁平化培养,而是考虑个性化与多元培养途径的并行。这样做可能会牺牲一些“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但是也许可以创造实现天才和想象力有更大可能涌现的培育方式。要让中国成为世界知识创新中心,就需要我们实现教育现代化,让教育水平真正实现脱胎换骨般的飞跃。

最后,笔者必须声明,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一次思想冒险,或许只是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考或猜想。真正解决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还需要知识社会学、全球史特别是科学史以及当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大科学”知识的考察,但是这些都已经超出了本人的学养。仅以此文求教于学界,希望大家共同推进中国知识创新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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