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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平英:郭沫若的左联往事
来源:《新文学史料》 | 郭平英  2021年02月23日09:01
关键词:郭沫若 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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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父亲郭沫若是左联49位发起人之一。他当时由于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而流亡日本,到1936年左联解散,一直没有回国的可能,所以他和左联的关系,和许多左联盟员有所不同。

《豕蹄》初版本的封面,据部沫若纪念馆馆藏图书

一、左联成立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税

父亲向来不主动对子女讲述往事,我偶然遇到一次例外,是在“四人帮”被粉碎,科学文艺界开始回暖的时候。这天晚上,我在他的房间里翻看报纸,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摆放着成摞的书报杂志。他看过一份关于左翼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一类的材料后,顺口说:“左联成立的时候,我捐过《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税,现在没有人提了。”

为左联成立捐款的事,在《跨着东海》这篇写于1947年的自传中被提及,文中写道:“我当时曾经把《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捐献给联盟,把那书的版税作为联盟的基金。凡是参加过那初期活动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小小的往事,应该还有人能够记忆吧。”

当年了解这件事的人会有谁呢?郭沫若是在左联成立两年以前流亡日本的。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由他的一位入党介绍人、在上海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李一氓和他保持单线联系(他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李一氓早年就读成都石室中学,和郭沫若是先后期的校友,1925年在广州加入创造社。以后出征北伐,他们同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从1926年夏天离开广州,到1927年8月从九江赶往南昌参加八一起义,郭、李二人时常一起行动。

郭沫若到日本后的头几年,经常通过李一氓帮他买书、寄书,和出版社打交道。《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这三部专著,就是经李一氓之手联系出版的。1932年,李一氓调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情况紧急,走得匆忙,郭沫若失去了党组织的联系人。

和郭沫若保持着通信联系的,还有一位当年太阳社的骨干阿英,1930年春在上海筹备成立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阿英晚年病重时回忆说,他曾给郭沫若写过信,把筹备左联的事简单告诉过他,郭沫若回信表示支持。然而,阿英和李一氓日后都没有提到过郭沫若的这次捐款,《跨着东海》成为孤证。

左联自成立以来,始终处在复杂艰险的环境中,盟员们随时可能遇到危险,被通缉、拘捕,甚至杀害。同左联经历过的风雨相比,捐版税这件事的确不大,也不会有很多人经手。现在想起来,只能无奈那时自己完全没有多了解父亲生平的意识,在听到父亲提到这件事后,没有接着问问具体细节,比如为什么决定捐《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的版税,托付谁办的,等等。

歌德的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以下简称《维特》),被公认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以高昂的激情和鲜明的反封建意识,推动了德国新文学的发展。而郭沫若的这个译本,自从1922年面世,多年来总有两三家出版社交替着再版,确实影响了中国一代文学青年。1930年前后,出版《维特》的出版社有两家:上海泰东图书局和联合出版社。此前,创造社出版部也出过这本书,不过左联成立时,创造社出版部已被查封多的时间了。

查看泰东与联合这两家出版社1930年前后《维特》的再版信息,有没有亡羊补牢的机会呢?先看泰东图书局,它是最早推出《维特》的,1922年印行初版本,1927年11月印行重排订正本。重排本校正了初译的疏漏和初版本的手民之误,版次仍然累计。1929年至1930年间再版过4次:

第12版,1929年4月10日印行,印数12001—17000册(计5000册);

第13版,未见版权页(推测时间在1929年下半年,印数2000);

第14版,1930年4月印行,印数19001—22000册(计3000册);

第15版,1930年8月印行,未见版权页。

再看上海联合书店,1929年再版情况不详,1930年再版过两次:

第7版,1930年5月1日印行,印数9001—11000册(计2000册);

第8版,1930年8月1日印行,印数11001—13000册(计2000册)。

对照左联的成立时间——1930年3月,所捐版税可能性最大的,当数泰东图书局4月份的第14版。假如这个分析没错的话,那么经办人,应该正是左联的第一任党团书记阿英。阿英在1928年就和泰东有过合作,他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家》,还有《一条鞭痕》《荒土》等许多作品都是泰东出版的。相比而言,上海联合书店第7版的可能性偏小,一则代郭沫若同这家出版社打交道的李一氓,不是左联筹备工作的负责人,而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发起人;二则联合书店这一版的出版时间是1930年5月,比左联的成立更晚了些时候。

创造社被查封之前,郭沫若可以定期通过内山完造得到创造社出版部转来的一些补贴。创造社被查封后,补贴没有了,一家人的开销全靠现写现卖的稿费支撑,家里的经济状况自然不宽裕。他在撰写古文字研究著述时,毛笔常用到笔锋写秃了还舍不得换一支新笔。到学校开学前夕,为了孩子们的学费,又免不了要向出版商预支稿酬。通过这些生活细节,不难掂量出郭沫若手里那支笔要负担的压力。

泰东第14版《维特》印数3000,定价不高,甲种本6角,乙种本4角。算下来,这笔版税不是很大一笔钱。和父亲有过交往的人们常说,郭沫若是个慷慨豪爽的人,能喝酒,海量,生活上丰简随意,和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用《聂嫈》的演出收入救助过受伤的工友,此后做过许许多多类似的事,从不挂在嘴边,为什么这件“小小的往事”,直到晚年还没忘记呢?

左联成立前夕,郭沫若投寄给阿英、蒋光慈主编的刊物《拓荒者》一首诗《我们的文化》,读了其中的诗句,使我对父亲捐版税的决定多了些理解。诗里写道:

我们要高举起我们的火把烧毁这目前被毒蛇猛兽盘踞着的山林。

担负着创造世界的未来的人们,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我们同声的高呼:我们要创造一个世界的文化,我们要创造一个文化的世界!

这笔为数不多的版税,诚然会给左联一点点实在的支援,但想来它的意义并不限于此。当一个人不能置身在革命队伍中,被禁足在国门之外独处困境的时候,这份芹献不仅包含了对左联这支队伍团结、壮大,乃至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开拓新局面的冀望,也包含了对在白色恐怖下初心不改的战友们的敬意。

二、东京分盟与《豕蹄》及其献诗

1934年春,左联东京分盟秘密成立。郭沫若并不是东京分盟的成员,但他非常重视东京左联分盟的活动,和左联东京分盟的成员们建立了频繁的往来,在致力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同时,为《东流》《杂文》《质文》等左联东京分盟的刊物频频撰稿,围绕文艺大众化、民族主义文学、国防文学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中肯的见解。

中国的新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与思考,是郭沫若与东京分盟主要成员的共识。在郭沫若的影响下,1936年秋,质文社出版了含有10部作品的“文艺理论丛书”。“丛书”第一种,即郭沫若对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第五部分的翻译,题为《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后改译为《艺术的真实》)。翻译之初,分盟的年轻人曾建议使用日本《理论季刊》登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论体系》为底本。经过版本比较,郭沫若决定直接采用德文本进行翻译,既带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翻译、介绍、研究,也更正了日译本中的错误。

同分盟的青年朋友的交往,使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也活跃了起来,如同火盆里的木炭被轻轻拨动,那些看似睡眠状态的炭块立刻变亮了,跳跃出闪闪火星。1935年6月3日,杂文社的人来访问他,请他为7月份即将出版的《杂文》第2号赶写一篇文章,希望立等可取。于是郭沫若请年轻朋友稍事等候,立即动笔写出一篇《孔夫子吃饭》交给他们。故事源自《吕氏春秋》,写被围困在陈蔡之间,断炊七日的孔子,在颜回讨粮、煮饭过程中竟然心生猜疑,那窘态暴露了这位圣贤自私虚伪的一面。小说所针对的是国民党当局在全国推行的尊孔复古之风,将孔子神化,以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讽刺了“一些领袖意识旺盛的人”。

接着,郭沫若为《杂文》月刊第3号写了《孟夫子出妻》。故事源自《荀子·解蔽篇》中“孟子恶败而出妻”这句话。说读了《荀子》的原文自可明了,败,是败坏身体的败,不是妻有败德之意。孟子是禁欲主义者,他自命为“孔门的嫡传”,立志要成为圣贤,要效仿孔子出妻。可是不管他怎样涵养自己的“浩然之气”,故作矜持,只要妻子在身边,“便一身都充满着燥气”,陷入想兼得女色与圣贤的矛盾之中。反倒是孟妻决定成全孟子,使孟子发觉,妻子“比孔夫子还要伟大”,“与其去远师孔子,我应该近法我的夫人”。郭沫若称赞这位无名无姓的做了牺牲的女性,“不亚于孟子的母亲,且不亚于孟子自己。”

郭沫若的第三篇历史小说《秦始皇将死》写好时,《杂文》社已被迫改名,按郭沫若的提议,杂志更名为《质文》。小说刊登在《质文》第4号,讲述的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客死在返回咸阳途中的故事。写始皇帝临终时后悔自己干了焚书坑儒这两件蠢事,“赢得一个千秋万岁的骂名”,感慨说:“我想来统一思想,想使天下的人都对我心悦诚服,其实我真是一个大傻瓜。思想哪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明眼人一看便知对秦始皇的这番勾画是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讥讽。

郭沫若随后又为《质文》杂志写了《楚霸王自杀》;为《东流》杂志写了《贾长沙痛哭》。在接连完成的几篇历史题材小说中,最让人动情的是《司马迁发愤》,发表于上海《文学界》1936年6月5日的创刊号上,杂志由曾经担任过上海左联党团书记的戴平万主编。郭沫若依托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借古抒怀,痛斥了不学无术的权威,对趋炎附势、朝三暮四的卑鄙人性,极尽嬉笑怒骂。小说中的司马迁独白说:“有权势的人能够在我的肉体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够腐化我的精神上的产品。我要和有权势的人对抗,看我们的生命那个更长,我们的权威那个更大,我们对于天下后世的人那个更有功德。有些趋炎附热的糊涂蛋在蔑视我们做文学的人,我要把我们做文学者的权威提示出来给他们看。我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集在了这儿。”“我的肉体随时可以死,随时可以被人寸断,但我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这不正是作者在日本著书立说时的所思所想吗?

作者把这六篇文章收入历史小说与自叙传的合集,取名《豕蹄》。集子在1936年10月由上海不二书店初版时,采用了《质文》社负责人魏猛克画的插图。封面上的作者像,也用了简约的漫画手法,画像右下角有画家的签名,我认不出,是否也是魏猛克的作品呢?希望有人给以指点。

书名《豕蹄》,是“史题”的谐音。六篇历史题材的小说,被郭沫若称为“半打豕蹄”。《豕蹄》开卷,一首十四行的《献诗 ——给C.F.——》写道:

这半打豕蹄

献给一匹蚂蚁。

在好些勇士

正热心地

呐喊而又摇旗,

把他们自己

塑成为雪罗汉的

春季。

那匹蚂蚁,

和着一大群蚂蚁,

在绵邈的沙漠

无声无息

砌叠

Aipotu。

诗是写给他日夜系念的朋友成仿吾的,C.F.即成仿吾姓名英文拼写的字头。诗的最后一句“Aipotu”,是英文乌托邦Utopia的倒写,暗喻着他们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主义并非是空想。蚂蚁,昆虫世界里最有纪律,最富有牺牲精神的物种。当溪流阻断了道路时,走在前面的蚂蚁会毫不犹疑地沉入水中,让后面的蚂蚁沿着不计其数的蚁骸搭建起的桥,继续前行。郭沫若不止一次地为蚂蚁的这种牺牲自我的本能所叹服。

东京分盟中绝大多数盟员是二十岁上下的进步青年,尚未加入任何党派。已经加入中共的盟员,如任白戈、蒲风,只是少数,党员身份并不公开。大家对于郭沫若,无论是学术造诣、艺术才华、社会阅历,还是思想理论水平,都充满敬意,或者有人推测郭沫若有中共色彩,并不等于他们可以同郭沫若建立党的关系。无法同党组织取得直接联系的处境,使郭沫若向往着能成为一匹行进在集体行列中的蚂蚁,在西北的沙漠边际,把理想构筑成现实。他借《豕蹄》献诗传递出的真情,党内的同志自然是读得懂的。

1936年12月郁达夫来访,带来成仿吾到达陕北以后继续跟随红军东渡黄河的消息,再度勾起郭沫若对军旗的憧憬,对成仿吾的牵挂,惦念着西北的冰雪严冬会不会加重仿吾的关节炎和鼻炎……郭沫若把《豕蹄》开卷的十四行献诗加以扩展,写得更加坦诚,标题改为《怀C.F.》。让我们来读其中的一节:

C. F. !

八年来我是一刻也不曾忘记过你。

我虽然和你隔离,

我虽然受着重重的束缚,累赘,

让我这菲薄的蚁翅

一时总飞升不起,

但我的想念不曾一刻离开过你,

不曾一刻离开过那千山万水地,千辛万苦地,

为着理想的Aipotu之建立

向砂漠中突进着的军旗。

我自己未能成为蚁桥中的一片砖,

我是怎样地焦愤,自惭,

我相信你是能够同感。

他又给李一氓写了一封信,写道:“我就骨化成灰,肉化成泥,都不会屈挠我的志气。”在当时的形势下,给李一氓的信和为成仿吾重写的《怀C.F.》,无法带回国内。不管托付任何人,万一发生意外,受托者都会因此落入险境。郭沫若把它们夹藏在书稿里,成为心中的默念。

20世纪50年代,这两份铭刻着赤子情怀的手迹终于随着郭沫若的书稿,从日本辗转取回,如今成为郭沫若纪念馆的珍藏。

三、质文社与一波三折的《克拉凡左的骑士》

1930年郭沫若完成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以北伐时期的经历为背景,是1928年流亡日本之前开始构思的。那时他拟过一份7篇小说的写作计划,篇目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计划没能全部实现,写出的只有《新的五月歌》一篇。1932年他着手联系出版,把文稿寄到上海,由内山完造暂存,标题改为了《同志爱》,准备出一个单行本。

郭沫若在给叶灵凤的三封信里说到这件事:

我现在手里有一部长篇小说《同志爱》,写的是武汉时代的一件事情,是前年写好的。有十万字上下。你们肯出一千五百元现金购买,我可以卖给你们。(1932.7.23.)

此书乃余生平最得意之作,自信书出后可以掀动国内外。内容并不十分红,你可以先去看看。那书现代如要,稿费要一千五百元,现金交易。因该书另有两处要,你们如要,请从速。(1932.8.29)

《同志爱》良友款尚未付清,又对于内容有改削之意,卖约寄来,我尚未签字。现代定要时可速备千五百元现款携往内山,将该稿索回。凡经我同意之处可稍加改削。到内山时即以此明片为凭可也。此书出,决可引起内外注意。……《同志爱》一书,要者有光华,乐华,文艺诸家,竟归良友,亦出我意外。由你手去索回,我是高兴的。(1932.9.25)

这部一度被四五家出版社同时看好的长篇小说,结果还是因为颜色的问题没能出版。作者拒绝按照出版商的要求大加删削,索性把稿件从上海要了回来,锁入书柜。1936年夏秋时节,臧云远和魏猛克去拜访郭沫若,谈话间说起这部旧稿,郭沫若被年轻朋友说服了,同意交给《质文》连载。当小说经过整理,在1936年10月刊出的时候,标题做了第三次改动,变为《克拉凡左的骑士》。可惜小说只连载了两回,《质文》杂志就停办了。

1937年郭沫若归国抗战,把小说手稿带回上海,岂料手稿又碰上一件更令人扼腕的事。战后,郭沫若追记道:“上海成为孤岛后,余往大后方,稿托沪上友人某君保管。忽忽八年,去岁来沪时问及此稿,友人否认其事。大率年岁久远,已失记忆,而稿亦已丧失。我已无心补写”。《质文》所刊发的小说的前半部分,在收入《地下的笑声》时,被改名为《骑士》。

关于小说的标题,还有一句插话。1941年郭沫若作《五十年简谱》,对1930年有如下记述:“草长篇小说《武汉之五月》(后改名为《骑士》,曾于《质文》杂志发表一部分)。” 《武汉之五月》,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篇名。只是对《质文》杂志发表时使用的标题有误记,应为《克拉凡左的骑士》。

克拉凡左,一译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的意大利现实主义画家。小说详细介绍了他的一幅作品,借用画作中“一位青年骑士”的形象来比照小说人物金佩秋的风采:

那是一位青年骑士和一位女相士的半身像。骑士戴着一顶插着鸵鸟毛的广沿帽,额上微微露出一些卷发,左手叉在带着佩剑的腰上,把微微矜持着的抿着嘴的面孔偏着,把右手伸给旁边立着的一位女相士。那骑士面孔的表情,那全体的姿势,就像是把那位秀丽的女士铸出了一个模型。

中国美术馆一位副馆长帮忙查到这幅作品,标题fortune teller,译为《算命者》,亦即郭沫若所说的“女相士”。这个题材,卡拉瓦乔先后画过两次,两幅作品中人物站立的角度略有一点不同。第一幅作于1594年,由罗马卡庇托里尼博物馆收藏;第二幅作于1595年,由巴黎卢浮宫收藏(对创作年代的另一种推断为1596年和1596—1597年)。第二幅显然更精彩,小说所描写的正是这一幅。郭沫若对画面的语言描述与画作的实际构图,完全相符。

卡拉瓦乔的《算命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观地告诉我,父亲之于西方美术史的熟悉,同时它也提出一个问题,《克拉凡左的骑士》是不是这部长篇小说最恰当的标题?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小说曾因明显的政治倾向而未能出版,作者在决定由《质文》发表时,自然会采取些措施,例如用一个带着异域色彩的题目,有如迷彩服,使它比较容易通过审查机关的审查。小说没有被封杀,却因为《质文》社的停办,连载中途搁浅了。

《新的五月歌》→《同志爱》→《克拉凡左的骑士》→《武汉之五月》→《骑士》,一波三折,五易其名。其中1941年使用的《武汉之五月》,与1928年初拟的《新的五月歌》最为贴近。

尽管小说被保留下来的篇幅只是开头部分,却已经呈现出一组叱咤风云,风流倜傥的群像:用《脱离以后》这篇文章(暗指“脱离蒋介石以后”)震动了武汉三镇的政治部代主任马杰民;声音里带着绍兴酒的味道,目光如弹丸一般的章铁士;善解人意,每晚必与章铁士彼此交换情报的万超华;肺病已到三期,对局势分析透彻的白秋烈;长期在上海开展妇女运动的柳若英;催促着马杰民火速前往上海的董幸寅;汉口市党部宣传部长的严少荪;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的金佩秋等等,透过这些人物,我们看到作者本人,看到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杨之华、邓演达、宛希俨、黄慕兰等许多历史人物的身影。整部小说有四分之三的篇幅未能面世,人物对话里多次提到的一位能干的女性易力诗尚未出场,一个交织着爱情、友情与豪情的英雄城市,一个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五月,还没来得及展开……

照理,小说的后半部会有更精彩的内容,作者“自信书出后可以掀动国内外”。遗憾的是,它的高潮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

四、友情天长地久的两个“臭老九”

文章的第一节讲到阿英,其实阿英和郭沫若的交往早于左联时期,他们相识于1928年1月。此时的郭沫若正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杀。他化名麦克昂,和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创造社成员,在上海同反动势力的文化“围剿”相抗争,奋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阿英也是经受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洗礼的中共党员,作为太阳社的中坚力量,力主文学要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与斗争。相同的思想基础和文学主张,使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的成员很快走到一起,以不恰当的方式同鲁迅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在中共党组织的引导下,两个社团的成员纠正了认识和情绪上的偏激,终止了辩论。1929年初,创造社被当局查封,太阳社亦宣布解散。不久大家汇聚在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帜下,拥护以鲁迅为左联的旗手。夏衍、阿英和鲁迅一起当选为主席团成员。郭沫若在《拓荒者》上发文说:“创造社的几个人对于鲁迅先生是并没有什么成见。”“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1931年5月《甲骨文字研究》问世的当月,李一氓就根据郭沫若的托付,给鲁迅送去这部新著。鲁迅也在文章中写道:“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1937年,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之际,阿英以《鲁迅书话》为题,讲述他如何淘得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如何与鲁迅通信,了解版本、题签的详情,以见“先生生前艰苦劳迹”。

1937年7月底,郭沫若为救国难而毁小家,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只身归国抗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郭沫若和潘汉年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郭沫若任社长,担任报社总编和副刊主编的,正是夏衍和阿英两位熟悉的老朋友。

《救亡日报》与上海军民共同奋战了三个月,在中国军队决定弃守上海的危难时刻,郭沫若收到安娜夫人的来信,得知几个月来家人遭受的一切,安娜夫人被审讯鞭笞,孩子们受到不公的对待。这时,《救亡日报》正在紧张地处理撤离上海的事务,刻不容缓。郭沫若把对日寇的愤慨、谴责和对亲人的牵挂写入《遥寄安娜》的条幅:“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他把条幅送给了决定留守孤岛的阿英,然后连夜起草了告别上海同胞的“终刊辞”,坚定地对读者说:目前的军事撤退,并不是放弃上海,而是持久抗战大战略下的军事部署。我们从事文笔的人,要暂时和上海同胞们告别,绝不是放弃了上海,也决不停止了战斗。“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全面的,所争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阿英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通知,举家从上海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四军的军旅生涯。1944年春,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列为全党的学习文件。文章以大量史料论证了明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朝政的虚伪腐败,官吏的横征暴敛,对灾荒的置若罔闻。驳斥了国民党当局鼓吹的外族入主中原,是因为明末“党派倾轧”“流寇横行”,含沙射影地诋毁中国共产党的论调。第二年,阿英受《甲申三百年祭》感染,创作了五幕历史剧《李闯王》,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巡回上演。郭沫若和阿英的这两部作品都对李岩这个人物寄予了极大的同情。据史料记载,李岩是河南杞县的举人,好施尚义,因受逼迫而加入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队伍。他多次进谏闯王切勿使军纪涣散,切勿在京城大肆敛财,大开杀戒,不意反遭谗言陷害。郭沫若曾想就李岩和红娘子写一部历史剧,因为红娘子的材料不够充足,没有落笔。而李岩的正义建言和悲剧结局,却在《李闯王》的剧情中得到生动展现,表明两位作者在价值观,在道德评判标准上的契合。

1950年初,郭沫若应阿英之约,把新中国成立前后所作的旧体诗辑为《破浪集》,交给阿英主持的天津《星报》,从创刊号开始,一直连载了15天。这些旧体诗大多写于自香港北上东北解放区的途中,没有单独出版,其中一部分被作者抽出来,编入《新华颂》等集子,其余的便成了散在佚诗,未能收入《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如此一来,《星报》对《破浪集》的连载,便具有了一层难得的史料价值。

几年后,阿英担任中国文联的副秘书长。在文联的日常工作里,郭沫若、阿英合作默契。工作之余若能一起去逛旧货市场,淘一两件中意的小物件,更是其乐无穷。1961年,阿英编写了纪录片《梅兰芳》的脚本,郭沫若根据阿英提议,为电影题写了《咏梅二绝有怀梅兰芳同志》。影片还采用了郭沫若的原声朗诵,用略带川音的普通话,记录了那一代人彼此间的真挚感情。阿英深谙版本学,对弹词小说素有研究。郭沫若在从事清代女词人陈端生生平与长篇弹词《再生缘》的考订时,阿英特地送来自己珍藏的道光二年宝仁堂刊行的初刻本。对多种版本进行互校,使《再生缘》的校勘工作得到双重的保障。

1963年夏末,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大型展览在故宫文华殿举行,由文化部、文联、作协、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阿英对红学有30余年的研究,展览筹备组由他牵头,正是英雄有用武之地。郭沫若按筹备组要求题写了展览会标,对有关的文物资料也十分关注。当时,有一幅河南省博物馆入藏的人物画,相传为曹雪芹画像,业内人士对此持有异议。郭沫若出面把这幅画调到北京,和黄苗子等专家反复研究后,认为画中的人物不是曹雪芹,筹备组做出不在展览中使用这幅画的决定。阿英陪同我的父母亲观看了预展。文华殿殿堂宏阔,正中摆放了巨大而精致的大观园的沙盘模型。父亲为筹备组半年来取得的工作成绩感到由衷喜悦。他在新绘制的红楼人物的肖像画前驻足,和阿英交换看法的情景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多年后,吴世昌在《郭沫若院长谈曹雪芹卒年问题》中回忆,郭沫若看过预展的第二天即复信吴世昌:“昨天到文华殿看展览,注意到十六回脂评本中问题的那一条,关键的‘壬午’二字,字迹较小而不贯行,颇致疑虑。可惜原本在台湾,无从检验。”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学界长期存在“壬午除夕”“癸未除夕”两种观点。文华殿的展示使父亲更加倾向“壬午说”有孤证单行之嫌,并希望学者再“耐心考察一下”,找到更多旁证资料。这件往事使我对阿英牵头的红楼梦展览的学术含量之高,对父亲对展示资料观看之专注,多了一层了解。

阿英比父亲年轻,却不幸走在了前面。1977年6月17日阿英病故。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在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地口述了对左联的回忆,为后人留下宝贵史料。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父亲参加了阿英的追悼会,在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返回医院途中,父亲把他们半个世纪的友情化作四句真诚的送别:

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

两个“臭老九”,天长又地久。

第二年6月12日,阿英忌日五天前,父亲离我们而去。周扬在悼念文章里回忆了郭沫若去世前和他的两次交谈,两次都说到要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十年间,左翼文学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研究和总结。

从1930年3月左联成立,到1936年2月左联停止活动,尽管郭沫若没有在上海实地参与中国左联的活动,但是他和左联一直遥相呼应,气息相通。他为中国左联、东京左联分盟刊物撰写的大量文章,所阐述的观点,证明他与中共党组织始终保持着精神上、思想上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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