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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余杞,一个不应被忘记的左联作家
来源:封面新闻 | 慕津锋  2020年12月08日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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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悍然发动了袭击中国东北军北大营的“九一八事变”。当晚,日本关东军切断了它所知道的所有沈阳与关内联系的信息渠道。但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北宁铁路有一套特殊的传输通讯系统。“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一个名叫王余杞的年轻人第一时间便从沈阳铁路传来的电讯中知道了这一震惊中外的消息。他愤怒地当场提笔写下:

“那噩耗直如一个焦雷震住了全公事房的每一个人!热血在我横身激荡——颤抖着手,我提起了笔,笔不停地写,写,写,写出:日本侵华是其三十年来的一贯政策,这次事变非济南惨案可比,我们的对策,唯一的只有战!战!战!”

王余杞(1935年)在北平

当晚他所写下的文章,虽遇到阻碍,但他坚持送去发表。“直到二十一(日),(报纸)才用出大号字作标题,将从路局得来的消息大量地刊在头条上。”随后为了让国联调查团主持公道,王余杞又应路局安排“先编《东北事变纪要》,又编《北宁铁路损失详记》”。面对日寇的侵略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王余杞心中十分悲愤,为了表达自己的抗战决心,他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急湍》。在文中,他曾这样写道:

“沈阳的大炮又一声响了,直震破了我们的耳膜!”王余杞率先用自己的笔为刀枪,代表中国作家在平津抗日第一线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坚决的抵抗。

王余杞,中国现代作家,1905年3月9日生于四川自贡。1921年,前往北京求学。在北京,王余杞开始接受进步革命思想。1925年,王余杞在北京交通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王余杞联合进步学生陈道彦、朱大枏、徐堪五、翟永坤、王志之创办了文学刊物《荒岛》。为扩大刊物影响,王余杞积极创作,他先后发表了《老师》、《年前》、《幺舅》、《百花深处》、《复仇之夜》、《Beef,Wife》、《A Comedy》等文学作品。其中《A Comedy》受到郁达夫的关注,郁达夫对该篇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杰作”。

1928年6月,因痛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为追求光明,王余杞联合朱大枏、李自珍、闻国新、翟永坤、张寿林、梁以俅在北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建立了进步文学社团“徒然社”。不久在《华北日报》副刊主编杨晦的帮助下,他们创办了《徒然》周刊,王余杞负责编刊。虽然《徒然》周刊只出了二十期,但依旧对进步青年产生了积极影响。同年7月,王余杞小说集《惜分飞》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郁达夫特为此书写序:

“虽然没有口号,没有手枪炸弹,没有杀杀杀的喊声,没有工女和工人的恋爱,没有资本家杀工人的描写,然而你一直贪读下去,你却能不知不觉得受到它的感动,此书是1929年中间所看到的最好的小说中的一部,作者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

同年暑假,王余杞在上海经郁达夫介绍,前往北四川路拜访中国左翼文学领袖鲁迅。当鲁迅得知来者就是不久前从北京将译稿《爱》寄给自己的王余杞时,直截了当告诉这位年轻人:其译稿可用,准备在11月20日《奔流》上发表。

这让年轻的王余杞深感意外和激动。在拜访中,鲁迅对王余杞在文学写作和外文翻译上进行了指导,这让年轻的王余杞受益匪浅。对于鲁迅先生给予自己的热情帮助,王余杞一生记忆深刻。

王余杞(后左一)和上海救亡演剧队一队部分队员合影

这次见面后不久,王余杞结束实习,回到学校。次年毕业的王余杞被分配到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正是因为在北宁铁路的工作,让王余杞成为中国最先得知、最先报道“九一八事变”的中国作家。

1934年7月,身在天津的王余杞接受好友“上海左联”作家宋之的的建议,在天津积极筹划创办了左翼作家新阵地《当代文学》杂志,王余杞认为:

“像天津这样一个世界,实在太需要匕首、投枪、尖刀、响箭、狂飙、惊雷、闪电……摧枯拉朽,把这样一个世界打个稀巴烂!”

从创办之日起,王余杞就要求刊物不仅要“文以载道”,还应当“文须及时”。其发表的文学作品要紧扣时代脉搏,以最快的速度反映现实。此后,《当代文学》发表了大量密切配合现实斗争的文学作品。如宋之的、叶紫、聂绀弩、丘东平、夏征农、李辉英、欧阳山、草明、艾芜的短篇小说;郁达夫的随笔;艾青、甘运衡、魏照风的诗歌;澎岛、文殊、陈明中的剧本等。《当代文学》的创办,不仅给北方文坛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随着王余杞加入北方左联,《当代文学》还成为北方左联的一份机关刊物,它将南北两地相当多的进步作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它成为那个时期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

1934年,王余杞以自己在自贡盐业大家族成长的历史为背景,开始创作并发表长篇小说《自流井》。自贡是位于中国腹地四川省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宝地。其盐业发展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其深井采盐技术在当时世界首屈一指。自流井开采井自汉代起便有,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自贡自流井达到顶盛。当时数百井架天车林立,盐场生产繁忙,城市烟雾缭绕,形成中国内陆当时少有的发达的工商产业地区。

王余杞在小说中以幼宜为视角,一方面使得地方风俗在孩子好奇的眼中自然地展开,另一方面也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其家族衰败过程。而不断成长、不断接受新思想的幼宜对这一事件的冷静分析,使作品少了历史悲观主义的色彩。《自流井》不仅是王余杞小说创作的代表作,更是不可多得的反映四川自贡盐井文化的优秀小说。

1936年上海左联解散,北方左联进行改组,王余杞被选为作家协会执行主席。6月,王余杞在以鲁迅为首的七十七人联名发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公开拥护文艺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同年,王余杞在天津还参与编辑、出版进步文学刊物《海风诗歌小品》。

1936年10月,中国左翼作家领袖鲁迅先生逝世,王余杞积极参加在天津举办的鲁迅先生追悼大会,并公开发表演说、撰写文章。1937年2月,王余杞开始在天津《益世报》上公开发表反映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天津人民苦难生活的长篇小说《海河汩汩流》。不久,因日本宪兵开始注意自己的抗日文学活动,在朋友与家人的建议下,王余杞离开天津南下。到达南京后,王余杞参加了马彦祥领导的上海救亡剧队,不久便担任了演出队的总务干事,他带领剧队参加各地的进步抗日宣传活动。当在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活动期间,王余杞一行受到朱德、彭德怀、林彪、任弼时、贺龙、萧克、彭雪枫接见。

在临汾,王余杞还对朱德、林彪、贺龙进行了采访。1938年春,在武汉进行抗日宣传的王余杞受叶以群之约,与刘白羽一起创作完成了国统区第一部介绍八路军将领的传记小说《八路军七将领》。(王余杞创作了《朱德》、《贺龙》、《林彪》,刘白羽创作了《彭德怀》、《任弼时》、《萧克》、《彭雪枫》)该书一经发行,在国统区风靡一时,对推动全民抗战、宣传八路军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8年8月,王余杞回到家乡四川自贡。他以笔为武器,为家乡的民众积极介绍中国抗战形势。他在担任自贡《新运日报》主笔期间,发表了随笔集《我的故乡》等诸多作品。王余杞在作品中积极号召民众支持抗战,大声疾呼当前进行的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神圣的民族战争。不久,王余杞又担任了自贡进步组织——自贡市歌咏话剧团团长,他积极带领团员组织排演反映抗战的进步戏剧、歌曲节目。为了推动自贡的文艺抗战运动,王余杞还提出了“文艺三坚持”:坚持文艺进厂——保障盐工福利;坚持文艺下乡——宣传二五减租;坚持文艺入伍——高唱“枪口对外”的斗争目标。

在天津,王余杞利用自己担任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公职的身份,不仅积极主持天津的进步话剧运动和京剧革新运动,还根据党组织要求,积极参与保护天津市政府文件档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余杞在人民铁道出版社担任编审期间,创作完成了中国首部《中国铁路史》。1989年11月,王余杞病逝于汕头,享年89岁。

2017年4月20日,王余杞家属将其188封书信、47部手稿、62本日记、笔记和历时五年编写完成的两套《王余杞文集》等珍贵文献资料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些资料的入藏,必将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这位曾经积极投身抗战、及时反映时代生活的左联作家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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