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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颖vs走走:城市小说的现代性
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 | 唐颖 走走  2020年10月16日07:41
关键词:唐颖 城市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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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颖:上海出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理事。以书写都市题材小说闻名,被认为是写上海“写得最准确的作家之一”。在《收获》《作家》等重要文学刊物发表小说四十几部。出版有长篇小说《美国来的妻子》《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上东城晚宴》《家肴》等,中短篇小说集《丽人公寓》《无性伴侣》《多情一代男》《纯色的沙拉》《瞬间之旅――我的东南亚》《红颜――我的上海》《冬天我们跳舞》等。《红颜》被改编电影《做头》。编剧并导演话剧《小世界》。

走走,作家,资深编辑,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意写作博士在读,数字人文-大数据文本分析软件“一叶故事荟”创始人。著有多部小说作品。

走走:一座城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常常是其创作的源泉,像伦敦之于狄更斯,巴黎之于雨果和波德莱尔,都柏林之于乔伊斯,布拉格之于卡夫卡。三十年写作生涯,你的三十多部作品基本都以描写探求上海都市女性精神为背景。如果有部当代上海文学史,想要绕开你那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个上海女作家,你在新加坡和美国长期工作、生活过;上次做讲座时你又提到,你的先生张献(著名独立艺术家)上海出生,曾在云南生活多年,云南,尤其八十年代的云南,给了你很多精神上的滋养,那么一个在多处的别处生活过的文学视角,拥有不同的视距以后,你对曾经生长其间、现在仍然长期定居的上海,有没有文学意义上不同的认识?因为在我们过去的阅读记忆中,“上海文学”是有一些特定符号的。比如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哀怨算计的都市传奇,茅盾笔下的上海是充满躁动的十里洋场;穆时英笔下的上海是光怪陆离的小资生活;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是怀旧不甘的市井小民……

唐颖:虽然出生成长于上海,却一直想远走高飞。我讨厌自己成长的地方,我对上海的质疑和反叛远远超过我对她的热爱,当然,其中也包含了我对上海的现实的逃避。我在一篇小说中写道,这是一座反诗意的城市。这也是我对这座城市的真实感受。

最初,上海的参照空间便是云南,就像我告诉你的,云南给了我精神上的滋养。曾经,我把云南视作远离现实的伊甸园,这是八九十年代的云南给我带来的幻觉。因为张献的缘故,我得以走入昆明以及昆明的艺术圈。张献出生在上海,七十年代初因为母亲工作的上海延安医院内迁到昆明,全家人一起迁徙。八十年代初和张献在上海相遇,那时他已经考入上戏又被上戏开除回到云南。那时还有户口制,所以父母激烈反对我们的交往。那时,我和一般的上海人一样觉得云南遥远,有点像蛮荒之地。因此不可知的异地带来的阻隔以及异地本身造成的距离,我和张献渐渐疏远,直到有一天,他的云南艺术家朋友孙式范(当时的职业是在歌舞团做舞台设计)来上海出差时探访我。整整一个下午和晚上,他在和我聊云南艺术圈包括张献的故事。他还带来艺术家们成群结队在云南深山漫游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男男女女奇装异服(他们用歌舞团的道具服装装扮)衬着泸沽湖的蓝天白云、滇南土林血红的土地,向我传递出一个十分梦幻的世界。几个月后,我便去了云南,是以写剧本做调查的名义和好友另一剧作者也是张献上戏同学余云一起去的。还记得飞机降落后,行李从传送带出来时是落在露天的沙砾地的院子里。张献和孙式范来接机,在暗淡的路灯光下,只见两个披肩长发的高个子黑影在风中向我们飘荡而来。他们俩用自行车把我们和行李一起驼到张献的住处。

这云南的开头既粗糙又浪漫,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是日日更新,各种惊艳和刺激,是对于上海循规蹈矩的人生的颠覆。

我们跟着艺术家去原生态的少数民族寨子(如今是当代艺术家的“革命圣地”),在寨子没有卫生条件的小旅馆跳贴面舞。不过,在我去云南的八零年代中期,昆明艺术圈最疯狂的日子已经接近尾声,艺术家们经历了毕业后的失望崩溃颓废,开始成熟入世试图离开家园,他们需要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寻找出路。

那次云南行,改变了我和张献的人生,我原先认为无法克服的:比如户口比如工作比如房子等日常人生需要的必要条件,突然觉得不那么重要了。云南制造的幻觉,给了我冒险的勇气,满足了我对背弃乏味日常的向往。以后,只要有机会便要去云南,去过滤我们在繁华都市的郁闷和不得志。虽然我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但并没有太安心写作,当时的我觉得经历比写作更重要。仍然记得九零年代初和张献回云南,火车上遇到李劼,经历了两天两夜的硬卧火车,眼看次日就到昆明,我们却被大水阻隔围困在贵阳,这一围困竟达十天之久。我们到达昆明后才知,当时水城里也逗留了所有从外地院校回昆明的艺术家们。后来看过著名的意大利电影《灿烂人生》,大水把人们困在佛罗伦萨,多年各奔东西的兄弟重逢……那些年发生的一切都是影像化的。那年夏天才经历了时代风潮的我们,天天夜晚在昆明街头大排档和张晓刚毛旭辉他们聊艺术聊文学聊人生,每天一聊就是通宵。艺术家们读了很多现代派诗歌和小说,在昆明感受的文化气氛比上海要浓烈和前卫得多。回到上海还继续与他们通信,他们的文字很有感染力,我当时做了很多笔记,却在多次搬家中丢失了。那些年我们常和昆明朋友一起出门,也去大理丽江。那时,那两个地方安静极了。夜晚的丽江半空亮着几盏灯,是老外在山上开的有书架的小酒吧,夜深熟睡时会被哗哗的山泉声吵醒,纳西人的土豆火腿砂锅饭五块钱一锅另送泡菜和茶水。大理,更有一种懒洋洋的嬉皮风,穿中式窄腰短旗袍的蓝眼睛女子坐在二层楼的茶馆吸水烟,男人们在西藏人尼玛开的青年旅馆的泳池边上打着赤膊露着金色胸毛在晒太阳,住只收十元人民币的大通铺,尼玛的公共淋浴房是粗龙头的冷水管子。夜晚洋人街的酒吧弥漫大麻香,艺术家们把酒吧桌子搬到街中央长长一条,桌上摆满酒,总是混着不同面孔的洋人,云南人给法国女人取名“法翠花”,在那样的氛围里,你会惧怕回到上海的现实中。

九十年代后期,云南的艺术家相继出名并且出了大名,按照当代艺术领军人张晓刚的说法,正是昆明的前卫气氛先在生活方式上给予他们先锋意识。然而成名后的他们远不如当年那么好玩,也因为他们走向中年和青春告别,不再那么热衷制造浪漫气场,不管愿不愿意,名声把他们带到了名利场。

那时,我和张献有了属于自己的寓所,也开始走出国门。如果说云南属于狂乱的年轻岁月,那么,随着生活的安定,尤其是有了孩子,我们必须过有规律的成人生活。整天陪伴孩子在家,正是从那时开始,我的精神聚焦在写作上。

走走:你的长篇《上东城晚宴》对应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相得益彰,比如里约和郝莉一样,身上都有一种居无定所的漂泊感;潜意识里,里约想要替死去的女友天兰恣肆地活上一段,郝莉追求的主要目标则是钱和名,但两个女性都希望自己在追求所欲的过程中保持住自尊心。改一改郝莉的话,我觉得里约应该会说出这样的心声,“我希望有一天早晨在于连身边醒来时,我仍旧是我。”“我会仍旧是我”,这种骨子里对“不会失去自己”的坚信,让里约能拖上行李箱,从纽约头也不回地逃离,尽管每晚需要大量安眠药,仍算抽身而退。我觉得这两个女性的眼神一定都很清澈,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最后结局,你给里约安排了世俗意义上稳妥安全的归宿。有家,有工作,有爱人,有孩子,看似幸福地生活。那么,为什么还要安排里约和于连再次地相遇?这个让里约再次湿了脸颊的收尾,隐匿了不好言说的结局……

唐颖:说起来,是卡波蒂另一部长篇《应许的祈祷》给予我写上东城故事的灵感。卡波蒂时尚又才华横溢还是个gay,是当年纽约上流社会的宠儿。他穿梭于名流人家,他动笔写《应许的祈祷》是企望写出一部普鲁斯特“追忆逝水流年”这样的经典。这本书披露了纽约名流的丑闻,在连载时得罪了纽约的上流社会而受到杯葛,卡波蒂书稿未完成就去世了。我才读这本书到一半,便按捺不住自己的写作冲动,这本书唤醒了沉睡在我心里的一些人一些事,我是先有了“上东城晚宴”这个书名,再来写这个故事,当然也因为卡波蒂的《蒂凡尼早餐》给予我很深的印象。虽然我创作时并没有特意用里约去对应卡波蒂的郝莉,但两位女子都是从不同地方来纽约寻梦,都想在这座超级大都市给自己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生。郝莉从小镇来到纽约没有依靠,只能随波逐流,且行且生活。有意思的是,她宁愿用身体交换生存,也不愿轻易将“自我”去交换“成为明星”,因为走向明星的途中有许多规则要遵守,赫莉的天性将被束缚!我曾经遇到一位颇有声名的歌者,她告诉我,当年她离开家乡出来闯荡,带着宁愿用身体出卖也不会出卖音乐的倔强,我当时是有些震惊的。在中国纪录片先驱吴文光的《流浪北京》里,女画家张夏平也有过一句振聋发聩在圈子里传播很久的金句“卖X也不卖画”!在这些前卫女性观念里,有比贞操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你说,金钱并不重要会获得很多赞许,尽管他们的人生从来是视金钱为第一,但道德观是不会让他们承认的。可是如果有女子表达贞操并不重要,却会激怒整个道德社会。我们的郝莉便是一个视“自由”重要过“贞操”的女子,这便是郝莉这个形象独具光芒的地方,人物的前卫性使她至今仍然能吸引现代人。虽然这本书写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而里约是生活在二十世纪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女子,她没有生存问题,却在情感路途上格外迷惘,种种纠缠都在心理层面,然而要获得纽约的精彩人生,里约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因为她是从上海这座大城市过来,她是个被大城市规则漂洗过的、野性早已被荡涤的、理性永远不会彻底丧失的女性,所以她不会溃败到没有退路。然而,这有退路的人生却是千疮百孔,令她失去幸福感,我让里约仍然保有脆弱和敏感,最后的泪湿表明她还没有忘情。如果还能忧伤,她的内心将和现实保持距离,精神不会沦落于麻木中,或者说,她将一直拥有内心生活。我非常喜欢你用这样的句子形容,“我觉得这两个女性的眼神一定都很清澈,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宝贵的正是,归来仍是少年,那清澈的眼神还有可能再燃焰火,生命的光芒就是在冒险中,在泪水中,而不是“岁月静好”。

走走:《收获》主编、作家程永新曾经这样评价:“唐颖始终凭着女性的直觉、敏感和智性,捕捉生活行进过程中的现代性,与同代作家相比,她似乎怀有更大的热忱去表现生活时尚内容。”很多文学评论强调的“现代性”,其实只是一个概念,而忽视了这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现代”这个词本身,含有的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取向。大家总是说你有一种“永不过时”的“时尚”的能力,我觉得之所以永不过时,除了因为你笔下的人物都有一种在道德与欲望、理性与感性、个人与社会、历史和现实、东方和西方、有性无爱以及有爱无性……之间摇摆的相对性以外,还把握住了过渡、短暂、偶然,就像《初夜》中蝶来的人生轨迹――下乡、考大学、悔婚、读研究生、留学、恋爱、结婚、生子,在这条轨迹之下,你同时把握住了更为永恒和不变的精神层面上的——躁动、迷惘和焦虑。另外,你总是巧妙地选择两个城市,上海与新加坡,或者,上海与纽约,我觉得这种在城市之间切换的自由,最能体现现代生活方式。她们将现代商业都市当做审美对象,置身其中但又得以保持微妙距离。所以,你几乎所有的文本都彰显出一种现代性态度,既具有时间的当下性,又具备空间的敞开性。人物在叙述的当下时刻,时时反思自己的所愿、所思、所行,事实上她们总在反抗自己的理性。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你笔下的上海女性特别有活力,特别不安于室的原因。

唐颖:“这种在城市之间切换的自由,最能体现现代生活方式……既具有时间的当下性,又具备空间的敞开性。”这让让我想起英国著名作家大卫.洛奇的一段话,“我们的文明是轻便旅行箱构成的文明,是永远分离的文明。”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交通便捷,才有可能去远方。因为可以去远方才会有分离。“轻便旅行箱”成了一种象征,某一地的邂逅延伸出关系,却又是短暂的,不断的分离成了现代人内心的一道道划痕,

我书中的人物几乎是跟着我自己的脚步,行走在不同城市。

2000年我从纽约回来不久又去了新加坡,我和新加坡国家电视台新传媒签了一年职业编剧合约。人们都说新加坡是个很闷的城市,可我没有这种感觉,也许我是个异地人,我对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充满好奇,有探索的热情。异国他乡的陌生感让自己的感觉惊醒着。无论是在纽约还是新加坡,常有这样的片刻,我坐在地铁或巴士站等车,车子来了又去,剩下我一人,陌生的空旷令我遐想,也有些迷惘,昨天和今天有了清晰的界限,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气候、文化氛围都变了,昨天突然遥远起来,流逝感那么强烈,在失去中想要抓住什么,所有这些感触在影响我,就像不同的食物给我不同营养和生理变化。

是的,“现代”有一种“相对主义取向”,在享受现代文明同时也一定会遭遇文明带给我们的困惑和迷惘。大概,很难再有“岁月静好”这一说了。“轻便旅行箱”让你感受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感受偶然的吸引和不可把握,也因此感受生命虚无的一面。

走走:《瞬间之旅》也好,《迷途》也好,关键都不在于探讨成年女性撕心裂肺的情爱或者婚外恋,讲的却是生活如何以一种水滴石穿的方式,不易察觉地,按部就班地,腐蚀掉那些自以为-是的美好。你的小说结局一般柔和,人们总是能重新找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的平衡点,接受眼前的现实和下一步的命运。这是你对人生的总体看法吗?觉得那样生活可以容易一些,就像《上东城晚宴》里你给里约安排的丈夫、孩子、糕饼店一样?

唐颖:没错,滴水石穿!划痕看起来很浅,但一次又一次的累积,就成了无法平整的伤疤。往往是在不为生存挣扎的光滑的日子,人会变得脆弱,神经末梢的疼痛才会感触,就像契柯夫的戏剧和小说,都是在茶炊旁世界毁灭了!大师这么认为,“得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这个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又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也许我更擅长捕捉日常生活中那些隐藏的可以称为“池水微澜”的潜在冲突。虽然,为生存挣扎的故事更为悲壮,但中国写这一类题材的小说很多也很优秀。在偏僻又封闭的乡村,会产生惊心动魄的血泪故事。在城市的政治运动中,也不乏充满血腥的悲剧。然而,我们人生的更多时光是在另一种状态下度过,平淡的按部就班的,却又无法松懈而步步为营。城市生活太具体太现实,如果要逃脱为生存挣扎的人生,必然要进入某种规则和次序的轨道上。这样的生活虽然免于风险却也庸常无聊,真是滴水石穿在腐蚀你身上空灵又脆弱的那一部分。村上春树的那些短篇常有一些让人潸然泪下的片段。《窗》这部小短篇里,“我”这位大学男生找到一份奇怪的课余工:与陌生人通信并对通信者进行“信”的讲评和指导。直到他多年后回想,才明白她们(或者他们)都很寂寞,只是想向谁写点什么。在他写了一年信离开这份工作时受到其中一位通信者的邀请,她请他去家里吃她做的汉堡包。那是个年轻的家庭主妇,曾在信里向他生动描绘汉堡牛肉饼,使得男生馋涎欲滴去汉堡店寻找却不得,因为汉堡店的汉堡五花八门,各种风味,唯独没有一份普普通通如通信者所描绘的汉堡牛肉饼。

主妇的汉堡没有让年轻人失望,“汉堡牛肉饼味道无可挑剔,香辣恰到好处,焦得一声脆响的底面挂满肉汁,调味料也正合适,”男生吃完汉堡喝了咖啡听主妇聊了身世包括听她喜欢的音乐,她似乎意犹未尽还想留他。她告诉他,“你或许是仅仅为完成工作定额写的,不过那里面有颗心放进去,我觉得。全部整理保存着呢,时不时拿出来看一遍。”

十年后,男生每次乘坐小田急线电车从她公寓附近通过,仍然想起她,想起一咬有脆响的汉堡牛肉饼,望着铁路两边的公寓楼,猜想哪个窗口是她家,她是否还住在那里,还是独自一人听巴特.巴卡拉克唱片?现在这个已经是三十二岁的男人心中只有一个困惑,那天他是否应该和她睡?

走走:你的小说总是能从一个或一群女人的内心失序,间接反映出整个时代的欲望变迁。和这一个或这一群女人相对比的,总是有一个失意的或者一群郁郁不得志的男人。《美国来的妻子》里,元明清与时代的隔阂是因为坚守了旧时代的价值观而远远被抛在汪文君身后;到了《上东城晚宴》,那些挣扎在穷困边缘的艺术家们,当年恰恰是因为遵从了时代的需求,才坠入失落之境。能否这么说,你特别偏爱女性,从小说的角度给了她们很多自由?自由其实与幸福生活没有必然联系。《上东城晚宴》里,你给了里约很多的自由,但却让她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一次丧失自我的危机。你通过一个成功进入上流社会的于连式的艺术家的指引,一步步带领里约深入自己内心的肌理,虚荣、嫉妒、好胜、不甘,一点一滴发掘她内心的惶恐与不安。然后到了结局部分,我发现你对人物的道德感本身还是在意的(也许是潜意识?)你其实提出了一种假设:如果性爱不是自由的,如果情爱不是自由的,生活反而是静好的。(这是我觉得尤其意味深长的部分,最终,你本人所坚守的,仍然是传统时代的价值观?)

唐颖:我想,我的确偏爱女性人物,或者说,我生活中遇到的女子都很不一般,她们内心强大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女性。上海女人多是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我觉得我们经历过的畸形时代,对男人的伤害其实更大。他们变得胆小畏缩,混着庸碌人生。而元明清算是他们中的有头脑者,他是自己选择退守的人生,洁身自好,因为看透成功和名利如浮云,更因为看透时代变化的无常,深感大城小民的卑微无力,他是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的内心与身体所处的日常人生保持着距离和嘲讽,不肯接受年轻女孩的爱,因为已经知道结局。这么世故和冷静,简直是精神上的慢性自杀者。

上海男人里的那些独行者,为了不让自己沉沦而走出国门。《阿飞街女生》里的宋子晨,《初夜》里的海参,他们这样的男生往往是女生的助力,我发现这种类型的上海男人还保有绅士般的对女性的尊重,他们比较开明,懂得欣赏有精神内涵行事独立的女性,也因为有这样的上海男人,才使身边的女人开放自我。

好像,只有在《上东城晚宴》里我给了里约一个安静体面的归宿,这更像是在为里约争一口气,如此强悍的对手面前,她可不能输得太惨!

你指出“自由其实与幸福生活没有必然联系”,这正是门罗在《逃离》这一著名短篇小说里的洞察。大学女教授西尔维亚帮助她的雇工年轻的女孩卡拉逃离让她压抑的丈夫,然而卡拉却在长途巴士驶离家乡附近的小镇、开上去多伦多的高速公路之际,要求下车,出走没有成功,她又回到了丈夫身边。这之后西尔维亚给卡拉的信中说道,她误认为卡拉的幸福和自由是二而一的,而她那么希望卡拉幸福。卡拉没有接受已经在眼前的自由,当她拿着西尔维亚的资助,坐上长途巴士时,她却恐慌了:对莫测的前途害怕,对陌生的多伦多害怕,她认为自己无法融入给予她充分自由的生活里,她在巴士上想到未来生活的画面时都有丈夫克拉克的身影,她的情感仍然驻留在丈夫身边。可是,回来后的卡拉却不再是原来的卡拉,“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一根致命的刺。”因为,她在西尔维亚的信里看到另一个真相,她心爱的小白羊出逃后恰恰在卡拉重新回归家庭时回来过,但丈夫把小白羊杀死了。卡拉仍然和丈夫在一起,却每天在心里抵抗“朝那一带走去”的诱惑。这种深刻的悲剧性弥漫在门罗的每个短篇里,想要出走和出走的女人,她们的内心失序后,还能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吗?

里约作为单身女性来到纽约,她有足够多的自由,她希望挥霍这个自由。问题正是,自由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她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她给自己戴上了枷锁。里约曾经另有一个备胎,那就是已经离婚的前夫,他们互相开玩笑说,如果老了,彼此还单身着,还可以复婚。这样的婚姻可能不是回归传统,而是解决人类孤单的问题,结伴生活,繁衍后代,行为上是传统的,但本质上是自我的,为了解决“孤独”和“寂寞”,所以,里约走向婚姻仍然是现代人利己的方式,她在婚姻里安个身,精神却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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